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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苏州科技大学中国史考研真题历史学考研网

  商代晚期都邑遗址。是盘庚迁殷后商代都城遗址,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二百七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1899年在此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从1928年10月13日考古发掘至今,先后发现宫殿、作坊、陵墓等遗迹,及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甲骨等遗物,总面积24平方公里以上。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

  魏晋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这一哲学思潮称《老子》《庄子》《周易》三部书 为“三玄”,尊奉为最高经典,把老庄思想和儒家经义相融合,构造出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理论体系,以取代汉代的神学体系。玄学家多是所谓名士,他们畏惧政治斗争,逃避现实,谈论空虚玄远之学,形成风气。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东晋时,佛教般若学传入,学佛者多用玄学理论翻译和解释佛经,随着佛教的兴盛,玄学便逐渐衰微。

  唐顺宗时以王叔文为首的朝官反对宦官集团的革新运动。永贞元年(805年),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柳宗元等进行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免除民间的六税和各种杂税,收回兵权,抑制藩镇势力。改革受到了宦官和藩镇的联合抵制,顺宗被迫退位,革新活动仅进行了 146天即告失败。王叔文被杀,王任死于贬所,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边州司马,故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政治改革。宋初以来,大地主兼并土地日益剧烈,景佑以后,宋夏战争爆发,加以契丹渝盟,军费与岁币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庆历时,各地陆续发生农民起义。统治阶级部分人士为克服危机,相继提出改革意见。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他们提出十项改革方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疏上,大部都被仁宗采纳,颁行全国,号称“新政”。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不久即罢。

  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政变夺权的事件。明太祖死,太孙朱允炆(即建文帝)继位,鉴于北方诸王势力太大,决定采取削藩的办 法。他们打算先废去一些力量较小的藩王,然后再及于拥重兵的燕王朱棣。建文元年(1399 年),朱棣 以入京诛奸臣为名,向南京进兵,于是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演变为武装的冲突,这就是“靖难之役”。 经过四年的战争,燕王棣打败了建文帝,夺取了明朝政权,建元永乐,是为明成祖。

  中日甲午战后俄、法、德三国迫使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的事件。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各遵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放弃领有辽东半岛。继而日本提出“变相占领”对策,于4月30日向俄国提出占领旅顺、大连,要求补偿金,暂行占据辽东半岛等要求。5月3日俄国回复日本,表示“仍维持最初之劝告”毫不让步。德、法亦随声附和。最后,日本政府决定对俄、法、德三国虽全然让步,但提出中国须交“补偿金”。10月19日三国与日本商定中国补偿“赎辽”费3000万两;中国付清该款项之日起3个月内,日军撤出辽东半岛。此事后,三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乘机敲诈清政府,索取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扩大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由此而起。

  1861年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全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职权总揽了外交及与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大权。但无权指挥各省督抚,各省督抚也不对总理衙门直接负责。总理衙门存在了 40年,直到1901年,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将其改为外务部,但仍位列六部之首。该机构的出现,标志着清政府开始融入国际外交体系,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开端。

  清政府为筹集太平军所需军饷而征收的特殊商业税。1853年,帮办江北大营军务大臣雷以諴在扬州仙女庙等地开征此税,最初是征收过境的粮食,后来范围日益扩大,成为一种常税。厘金分为两种,一是对行商抽征货物通过税,称活厘,一是对坐贾征收交易税,称板厘;税率皆为值百抽一。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废除此税。厘金制度是一种沉重的经济勒索,增加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1915至1916年袁世凯进行的复辟封建帝制的活动。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同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称帝使北洋集团分崩离析,列强也撤回了对袁的支持,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和日军在山东南部台儿庄地区进行的一次战斗。1938年3 月,日本侵略军为了争夺战略要地徐州,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地区展开争夺战。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军事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击退日军,取得了歼灭日军1万余人的胜利。此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是抗战以来歼敌数量最多的一次战役,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

  (一)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制。首先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按照皇帝的律令或意志办事,权力也集中到皇帝手中。中央机构采用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朝设左、右丞相,以右为尊;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主管监察。他们互不相属,互相牵制,从而保证决断权集中在皇帝手中。秦始皇设立三公九卿制度,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开创了新局面,对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有深远的影响。在地方行政机构上,秦始皇废除了古代的封国建藩制度,将战国后期已实行的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县以下有若干乡;乡之下有里,另有亭、邮等,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机构。

  (二)巩固统一的经济政策有: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发“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进行全国性的土地登记。这次登记的意义,在于承认现实土地的占有状况,以稳定赋税收入。这样,也就以国家统一法令的形式确认了土地的私有权。统一了货币、度量衡与车轨。具体措施是:规定货币为两等,上等为黄金以镒为单位;下等为铜币,圆形,重半两,上有“半两”二字。新币的实行和货币的统一,消除了过去由于币制复杂而造成的商业交换中的困难,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国旧度量衡,以原秦国的度量衡制为基础,向全国颁行新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及标准器。全国范围内统一车轨,大车的两轮之间,皆宽六尺,史称“车同轨”。这一措施对发展交通运输业起了促进的作用。

  (三)文化政策主要有书同文和焚书坑儒。秦始皇命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对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制定出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秦始皇和李斯改革并统一文字,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统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焚书坑儒的残暴做法,给民族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四)军事措施有征服越人、开凿灵渠、通西南夷、修万里长城北防匈奴。秦始皇经略岭南地区,征发大量的中原居民到岭南三郡定居,这些居民带去了铁器和其他先进的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加速了当地民族的融合过程。秦经略西南夷,开五尺道,对促进巴蜀乃至中原和西南夷地区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秦始皇北防匈奴,修筑长城,对保卫黄河流域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1)职能。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职掌与隋制同。尚书省下设吏、户(隋称民部)、礼、兵、刑、工六部,职掌亦与隋制相同。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故习称唐代是三省六部。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衔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担任宰相。三省的长官均为宰相,共同在门下省的政事堂参议国政,政事堂会议也成为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光宅元年(684年),裴炎为中书令时,迁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723年),张说又奏改政事堂之名为“中书门下”,作为宰相的办事机构,堂后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

  (2)作用。唐朝宰相的权力分于三省,又由品级较低的官吏担任宰相,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但同时也更便于发挥整个统治集团的作用。

  (一)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因为资金不足,创办了一种官商合作的新型经济形势,招募私人资本创立近代民用企业,当时比较出名的官督商办企业有:

  (1)轮船招商局。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创办的最早的近代航运企业,是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规模最大的民用企业。

  (3)电报总局, 1879年,由李鸿章在大沽、天津之间试架电线年设立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

  (4)上海机器织布局,1876年由李鸿章派魏纶先筹办织布事宜,但计划未能实现。1880年,机器织布局改组,龚寿图管官务,郑观应管商务。1890年,机器局部分投产。1893年,全厂烧毁。后来在织布局旧址设机器纺织总厂,仍为官督商办。1894年9月投产。

  (二)评价:官督商办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在内外夹击下产生。封建顽固势力抵制使用近代机器工业生产。侵略者排挤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兴办近代工商企业定程度上抵制了洋商的垄断,但不能摆脱官僚的控制和对外国的依赖,不能成为独立工商业体系。洋务派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者,又是企业发展的限制者。企业很难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进行自由竞争和发展。洋务派想以妥协换取与列强相安无事。侵略者不会坐视中国富强。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工业,终究不能改变中国的社会地位。

  (一)背景: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始终坚持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说:“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洛川会议后,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问题。在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对抗战开始后十个月经验的总结中,集中全党智慧,于1938年5月30日,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0期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同时,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 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

  中国古代中后期赋税制度演变的主要线索是唐中期的两税法、明中后期的一条鞭法和清初的摊丁入亩。

  (一)两税法。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在继承先前地税和户税征收精神的前提下,废止已陷入困境中的租庸调制,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是为两税法。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1)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2)不分 主户(当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当时的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交纳赋税。(3)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即以钱计算税额,折合成实物交纳;根据田亩的数量征收地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字为准,交纳谷物。(4)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5)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6)“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先做预算,定出总税额,分配到各地征收,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

  两税法是一种比较适应当时情况及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它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两税法由主要按丁口征税转向主要按土地和资产征税,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新发展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是封建税制的一个重要改革,是税制的一大进步。两税法的进步意义是“(1)此法把租庸调和各种杂徭、杂税合并,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在一定时期内,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2)此法规定官僚、贵族、客户、不定居的商人都要纳税,这就扩大了税源。此法规定按土地资产的多少征税,比租庸调不管居民有多少土地资产一律按丁征税合理。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不合理状况。(3)此法关于定税计钱、折钱纳税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两税法存在的弊病:(1)实行两税法后,土地兼并由于不再受任何限制而发展得越发严重。(2)两税法规定量出制入,致使税额不断增加,而且后来两税之外又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3)两税法规定户税钱要折合成布帛交纳,后来由于货币不足,出现了“钱重物轻”的现象,即货币增值,物价下跌,致使纳税者的实际负担增加。

  (二)一条鞭法。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土地兼并在猛烈地发展,一是商品经济在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赋役制度不能不改变,一条鞭法便应运而生。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把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大力推广。

  主要内容是:(1)一概征银,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这样就取消了力役,由政府雇人充役。(2)把一部分力役摊入田赋征收。把过去按户按丁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地摊入田赋。(3)归并和简化征收项目,统一编派。把过去对各州县征收的夏税、秋粮、里甲、均徭、杂役以及加派的贡纳等项统统折成银两,合并为一个总数,一部分按丁摊派,一部分按田赋摊派。(4)赋役的征收解运,由过去的民收民解(即由里甲办理),改为官收官解(即由地方政府办理)。由于赋、徭折银特别是徭役折银的实现,使赋、役合并征收成为可能,这样,赋税的征收就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而徭役在各地不同比例地由田亩承担,减轻了人丁的负担。

  (三)摊丁入亩。清朝建立后沿用明代的一条鞭法。长期的战乱,再加上官吏和地主相互勾结,营私舞弊,将贵族、官吏和地主负担的赋税徭役转嫁到贫困劳动者身上,政府面临“丁额无定,丁银难收”的尴尬境地。康熙为了巩固统治、缓和社会危机、减轻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实行新的赋税制度,将康熙五十年(1711年)政府所掌握的人丁数固定为征收丁银的常额,新增人丁永不征赋。雍正朝实行摊丁入亩,将康熙五十年固定的全国丁银总额平均摊入田赋银中, 随田赋征收,称为地丁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推行,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全国除奉天省外都实行了摊丁入亩。这是我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从此人丁税彻底被废除。

  摊丁入亩是唐代两税法以来赋税制度变革的最终成果,一定程度上平均了赋役负担,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在明清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仍以田赋为最主要的税源,反映了其局限性。

  李鸿章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以夷制夷,相信列强的调停,再加上妥协退让,换得他人的谅解,并希望能够通过国际法的约束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

  但是这种 “以夷制夷”政策的实施始终是在主权丧失、国力积弱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以夷制夷”这一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使用者自己必须拥有一定的实力,有较为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而晚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没有一定的实力作为前提保障,“以夷制夷”使得他们处处被动,外交控制在几个侵略者手中,成为列强分赃的牺牲品。

  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中国、瓜分利益问题上尽管存在着矛盾与差异,但是由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条款的存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往往形成默契勾结在一起共同向清政府施压,攫取在华利益,妥协退让有可能争得暂时的喘息机会,其结果反而埋下更多的隐患。

  同时,国际法的约束力量并不具备实际效果,它仍然是各大国相互妥协的产物,随各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影响也会变化,而并非弱小国家的保护伞。依靠国际法来保障清政府的权利,限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与侵略,也是一种空想。

  在李鸿章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事件中最能够体现。沙俄根本没有真心与清政府结盟的诚意,反而是利用李鸿章的外交无知与昏庸卑鄙的修改密约条款,最终使其遭到黄遵宪“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的嘲笑。这一嘲笑是对李鸿章 “以夷制夷”政策最彻底的失望与最辛辣的讽刺。该政策完全成为了出卖国家利益的工具,一步一步把清政府拖向灭亡的深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间接影响到了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理念。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当时国家腐败、资本主义各国争先恐后侵略中国,为夺取巨大利益而疯狂侵略的时候,李鸿章作为处在清政府内部的地主阶级代表人,找不到正确的方法在各强国夹缝中求生存,采取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无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前夕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奉行的一项基本政策。“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国民政府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把它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

  这种政策所带来的直接影响表现在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活动上。对内表现:首先,调集军队剿灭,确立。从1932年底到1934年10月蒋介石国民政府向领导的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第五次军事围剿,迫使红军长征。长征途中,蒋介石又派军队围追堵截,企图消灭中国。其次,削弱内部异己力量,加强个人权力。1933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建立,蒋介石借口冯玉祥妨碍政令统一,组织军队扼杀同盟军,于1933年底摧毁了这一抗日政权,大大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力。对外表现:“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寇侵略不作任何抵抗,致使东北三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全部沦陷,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实行殖民统治。1932年“一 •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拒绝支援坚持抗战的十九路军,并调他们到南方围剿,致使上海抵抗失败,中国被迫签订《淞沪停战协定》,1935年国民政府又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致使中国丧失大片领土和主权,民族危机加深。

  由此可以看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质是,蒋介石政权把“安内”摆在第一位,借“攘外”的口号来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以求尽快实现其剿灭、消除异己的目的。这一政策本质上具有独裁、妥协的性质。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急剧变动时期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基本认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一误国害民的方针指导下,日本的侵略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止,反而越来越猖狂,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同时,中国的内战也越打越大,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936 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政府开始逐步把重心放到抗日上,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带领中国人民投入到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商代晚期都邑遗址。是盘庚迁殷后商代都城遗址,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二百七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1899年在此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从1928年10月13日考古发掘至今,先后发现宫殿、作坊、陵墓等遗迹,及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甲骨等遗物,总面积24平方公里以上。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

  魏晋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这一哲学思潮称《老子》《庄子》《周易》三部书 为“三玄”,尊奉为最高经典,把老庄思想和儒家经义相融合,构造出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理论体系,以取代汉代的神学体系。玄学家多是所谓名士,他们畏惧政治斗争,逃避现实,谈论空虚玄远之学,形成风气。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东晋时,佛教般若学传入,学佛者多用玄学理论翻译和解释佛经,随着佛教的兴盛,玄学便逐渐衰微。

  唐顺宗时以王叔文为首的朝官反对宦官集团的革新运动。永贞元年(805年),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柳宗元等进行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免除民间的六税和各种杂税,收回兵权,抑制藩镇势力。改革受到了宦官和藩镇的联合抵制,顺宗被迫退位,革新活动仅进行了 146天即告失败。王叔文被杀,王任死于贬所,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边州司马,故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政治改革。宋初以来,大地主兼并土地日益剧烈,景佑以后,宋夏战争爆发,加以契丹渝盟,军费与岁币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庆历时,各地陆续发生农民起义。统治阶级部分人士为克服危机,相继提出改革意见。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他们提出十项改革方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疏上,大部都被仁宗采纳,颁行全国,号称“新政”。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不久即罢。

  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政变夺权的事件。明太祖死,太孙朱允炆(即建文帝)继位,鉴于北方诸王势力太大,决定采取削藩的办 法。他们打算先废去一些力量较小的藩王,然后再及于拥重兵的燕王朱棣。建文元年(1399 年),朱棣 以入京诛奸臣为名,向南京进兵,于是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演变为武装的冲突,这就是“靖难之役”。 经过四年的战争,燕王棣打败了建文帝,夺取了明朝政权,建元永乐,是为明成祖。

  中日甲午战后俄、法、德三国迫使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的事件。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各遵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放弃领有辽东半岛。继而日本提出“变相占领”对策,于4月30日向俄国提出占领旅顺、大连,要求补偿金,暂行占据辽东半岛等要求。5月3日俄国回复日本,表示“仍维持最初之劝告”毫不让步。德、我国首套大功率微波煤炭干燥提质装备研制成功!法亦随声附和。最后,日本政府决定对俄、法、德三国虽全然让步,但提出中国须交“补偿金”。10月19日三国与日本商定中国补偿“赎辽”费3000万两;中国付清该款项之日起3个月内,日军撤出辽东半岛。此事后,三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乘机敲诈清政府,索取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扩大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由此而起。

  1861年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全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职权总揽了外交及与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大权。但无权指挥各省督抚,各省督抚也不对总理衙门直接负责。总理衙门存在了 40年,直到1901年,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将其改为外务部,但仍位列六部之首。该机构的出现,标志着清政府开始融入国际外交体系,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开端。

  清政府为筹集太平军所需军饷而征收的特殊商业税。1853年,帮办江北大营军务大臣雷以諴在扬州仙女庙等地开征此税,最初是征收过境的粮食,后来范围日益扩大,成为一种常税。厘金分为两种,一是对行商抽征货物通过税,称活厘,一是对坐贾征收交易税,称板厘;税率皆为值百抽一。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废除此税。厘金制度是一种沉重的经济勒索,增加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1915至1916年袁世凯进行的复辟封建帝制的活动。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同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称帝使北洋集团分崩离析,列强也撤回了对袁的支持,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和日军在山东南部台儿庄地区进行的一次战斗。1938年3 月,日本侵略军为了争夺战略要地徐州,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地区展开争夺战。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军事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击退日军,取得了歼灭日军1万余人的胜利。此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是抗战以来歼敌数量最多的一次战役,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

  (一)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制。首先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按照皇帝的律令或意志办事,权力也集中到皇帝手中。中央机构采用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朝设左、右丞相,以右为尊;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主管监察。他们互不相属,互相牵制,从而保证决断权集中在皇帝手中。秦始皇设立三公九卿制度,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开创了新局面,对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有深远的影响。在地方行政机构上,秦始皇废除了古代的封国建藩制度,将战国后期已实行的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县以下有若干乡;乡之下有里,另有亭、邮等,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机构。

  (二)巩固统一的经济政策有: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发“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进行全国性的土地登记。这次登记的意义,在于承认现实土地的占有状况,以稳定赋税收入。这样,也就以国家统一法令的形式确认了土地的私有权。统一了货币、度量衡与车轨。具体措施是:规定货币为两等,上等为黄金以镒为单位;下等为铜币,圆形,重半两,上有“半两”二字。新币的实行和货币的统一,消除了过去由于币制复杂而造成的商业交换中的困难,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国旧度量衡,以原秦国的度量衡制为基础,向全国颁行新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及标准器。全国范围内统一车轨,大车的两轮之间,皆宽六尺,史称“车同轨”。这一措施对发展交通运输业起了促进的作用。

  (三)文化政策主要有书同文和焚书坑儒。秦始皇命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对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制定出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秦始皇和李斯改革并统一文字,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统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焚书坑儒的残暴做法,给民族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四)军事措施有征服越人、开凿灵渠、通西南夷、修万里长城北防匈奴。秦始皇经略岭南地区,征发大量的中原居民到岭南三郡定居,这些居民带去了铁器和其他先进的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加速了当地民族的融合过程。秦经略西南夷,开五尺道,对促进巴蜀乃至中原和西南夷地区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秦始皇北防匈奴,修筑长城,对保卫黄河流域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1)职能。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职掌与隋制同。尚书省下设吏、户(隋称民部)、礼、兵、刑、工六部,职掌亦与隋制相同。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故习称唐代是三省六部。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衔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担任宰相。三省的长官均为宰相,共同在门下省的政事堂参议国政,政事堂会议也成为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光宅元年(684年),裴炎为中书令时,迁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723年),张说又奏改政事堂之名为“中书门下”,作为宰相的办事机构,堂后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

  (2)作用。唐朝宰相的权力分于三省,又由品级较低的官吏担任宰相,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但同时也更便于发挥整个统治集团的作用。

  (一)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因为资金不足,创办了一种官商合作的新型经济形势,招募私人资本创立近代民用企业,当时比较出名的官督商办企业有:

  (1)轮船招商局。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创办的最早的近代航运企业,是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规模最大的民用企业。

  (3)电报总局, 1879年,由李鸿章在大沽、天津之间试架电线年设立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

  (4)上海机器织布局,1876年由李鸿章派魏纶先筹办织布事宜,但计划未能实现。1880年,机器织布局改组,龚寿图管官务,郑观应管商务。1890年,机器局部分投产。1893年,全厂烧毁。后来在织布局旧址设机器纺织总厂,仍为官督商办。1894年9月投产。

  (二)评价:官督商办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在内外夹击下产生。封建顽固势力抵制使用近代机器工业生产。侵略者排挤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兴办近代工商企业定程度上抵制了洋商的垄断,但不能摆脱官僚的控制和对外国的依赖,不能成为独立工商业体系。洋务派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者,又是企业发展的限制者。企业很难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进行自由竞争和发展。洋务派想以妥协换取与列强相安无事。侵略者不会坐视中国富强。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工业,终究不能改变中国的社会地位。

  (一)背景: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始终坚持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说:“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洛川会议后,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问题。在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对抗战开始后十个月经验的总结中,集中全党智慧,于1938年5月30日,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0期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同时,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 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

  中国古代中后期赋税制度演变的主要线索是唐中期的两税法、明中后期的一条鞭法和清初的摊丁入亩。

  (一)两税法。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在继承先前地税和户税征收精神的前提下,废止已陷入困境中的租庸调制,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是为两税法。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1)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2)不分 主户(当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当时的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交纳赋税。(3)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即以钱计算税额,折合成实物交纳;根据田亩的数量征收地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字为准,交纳谷物。(4)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5)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6)“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先做预算,定出总税额,分配到各地征收,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

  两税法是一种比较适应当时情况及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它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两税法由主要按丁口征税转向主要按土地和资产征税,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新发展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是封建税制的一个重要改革,是税制的一大进步。两税法的进步意义是“(1)此法把租庸调和各种杂徭、杂税合并,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在一定时期内,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2)此法规定官僚、贵族、客户、不定居的商人都要纳税,这就扩大了税源。此法规定按土地资产的多少征税,比租庸调不管居民有多少土地资产一律按丁征税合理。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不合理状况。(3)此法关于定税计钱、折钱纳税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两税法存在的弊病:(1)实行两税法后,土地兼并由于不再受任何限制而发展得越发严重。(2)两税法规定量出制入,致使税额不断增加,而且后来两税之外又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3)两税法规定户税钱要折合成布帛交纳,后来由于货币不足,出现了“钱重物轻”的现象,即货币增值,物价下跌,致使纳税者的实际负担增加。

  (二)一条鞭法。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土地兼并在猛烈地发展,一是商品经济在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赋役制度不能不改变,一条鞭法便应运而生。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把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大力推广。

  主要内容是:(1)一概征银,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这样就取消了力役,由政府雇人充役。(2)把一部分力役摊入田赋征收。把过去按户按丁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地摊入田赋。(3)归并和简化征收项目,统一编派。把过去对各州县征收的夏税、秋粮、里甲、均徭、杂役以及加派的贡纳等项统统折成银两,合并为一个总数,一部分按丁摊派,一部分按田赋摊派。(4)赋役的征收解运,由过去的民收民解(即由里甲办理),改为官收官解(即由地方政府办理)。由于赋、徭折银特别是徭役折银的实现,使赋、役合并征收成为可能,这样,赋税的征收就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而徭役在各地不同比例地由田亩承担,减轻了人丁的负担。

  (三)摊丁入亩。清朝建立后沿用明代的一条鞭法。长期的战乱,再加上官吏和地主相互勾结,营私舞弊,将贵族、官吏和地主负担的赋税徭役转嫁到贫困劳动者身上,政府面临“丁额无定,丁银难收”的尴尬境地。康熙为了巩固统治、缓和社会危机、减轻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实行新的赋税制度,将康熙五十年(1711年)政府所掌握的人丁数固定为征收丁银的常额,新增人丁永不征赋。雍正朝实行摊丁入亩,将康熙五十年固定的全国丁银总额平均摊入田赋银中, 随田赋征收,称为地丁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推行,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全国除奉天省外都实行了摊丁入亩。这是我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从此人丁税彻底被废除。

  摊丁入亩是唐代两税法以来赋税制度变革的最终成果,一定程度上平均了赋役负担,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在明清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仍以田赋为最主要的税源,反映了其局限性。

  李鸿章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以夷制夷,相信列强的调停,再加上妥协退让,换得他人的谅解,并希望能够通过国际法的约束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

  但是这种 “以夷制夷”政策的实施始终是在主权丧失、国力积弱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以夷制夷”这一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使用者自己必须拥有一定的实力,有较为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而晚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没有一定的实力作为前提保障,“以夷制夷”使得他们处处被动,外交控制在几个侵略者手中,成为列强分赃的牺牲品。

  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中国、瓜分利益问题上尽管存在着矛盾与差异,但是由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条款的存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往往形成默契勾结在一起共同向清政府施压,攫取在华利益,妥协退让有可能争得暂时的喘息机会,其结果反而埋下更多的隐患。

  同时,国际法的约束力量并不具备实际效果,它仍然是各大国相互妥协的产物,随各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影响也会变化,而并非弱小国家的保护伞。依靠国际法来保障清政府的权利,限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与侵略,也是一种空想。

  在李鸿章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事件中最能够体现。沙俄根本没有真心与清政府结盟的诚意,反而是利用李鸿章的外交无知与昏庸卑鄙的修改密约条款,最终使其遭到黄遵宪“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的嘲笑。这一嘲笑是对李鸿章 “以夷制夷”政策最彻底的失望与最辛辣的讽刺。该政策完全成为了出卖国家利益的工具,一步一步把清政府拖向灭亡的深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间接影响到了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理念。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当时国家腐败、资本主义各国争先恐后侵略中国,为夺取巨大利益而疯狂侵略的时候,李鸿章作为处在清政府内部的地主阶级代表人,找不到正确的方法在各强国夹缝中求生存,采取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无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前夕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奉行的一项基本政策。“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国民政府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把它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

  这种政策所带来的直接影响表现在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活动上。对内表现:首先,调集军队剿灭,确立。从1932年底到1934年10月蒋介石国民政府向领导的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第五次军事围剿,迫使红军长征。长征途中,蒋介石又派军队围追堵截,企图消灭中国。其次,削弱内部异己力量,加强个人权力。1933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建立,蒋介石借口冯玉祥妨碍政令统一,组织军队扼杀同盟军,于1933年底摧毁了这一抗日政权,大大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力。对外表现:“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寇侵略不作任何抵抗,致使东北三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全部沦陷,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实行殖民统治。1932年“一 •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拒绝支援坚持抗战的十九路军,并调他们到南方围剿,致使上海抵抗失败,中国被迫签订《淞沪停战协定》,1935年国民政府又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致使中国丧失大片领土和主权,民族危机加深。

  由此可以看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质是,蒋介石政权把“安内”摆在第一位,借“攘外”的口号来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以求尽快实现其剿灭、消除异己的目的。这一政策本质上具有独裁、妥协的性质。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急剧变动时期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基本认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一误国害民的方针指导下,日本的侵略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止,反而越来越猖狂,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同时,中国的内战也越打越大,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936 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政府开始逐步把重心放到抗日上,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带领中国人民投入到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